“无永不开市”漫谈(上)
来源:看永春 2021-06-16 09:05:00

“无永不开市”的由来

今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结束了与中央党校培训班206位县委书记的座谈后,离开会场时,与县委书记林锦明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永春的华侨很多,历史上就有‘无永不开市’的说法。”习近平离开福建多年,还对永春的掌故那么熟悉,使永春人民深受鼓舞。本文就“无永不开市”一语的来龙去脉进行初步的探究。

“永春多山,在昔闭关时代,先辈多经商本省上下游各县,以谋什一之利,持筹握算,角逐市廛,多能以机智勤谨取胜,用执当地商界牛耳,遂有‘无永不开市’之美谈。洎乎海禁既开,又能放开眼界,改换方针,乘风破浪,前往东南亚各国,披荆斩棘,垦荒创业。或更挈眷定居,长育子孙,繁荣当地,建立功勋,留名青史。”

这是李汉青所撰《永春人海外拓殖志》一文的开头语。李汉青(1897-1976),永春东平人,旅居台湾,曾任福建文献社和永春文献社主编。他于1938年和1959年两次赴南洋,细心考察,深知侨情,为家乡华侨披荆斩棘、垦荒创业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撰文细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的永春华侨事迹,为永春华侨史之重要资料。该文先是刊登在台北市永春同乡会创办的《永春文献》上,后又于1975年转载于马来西亚马六甲永春会馆编辑的《马六甲永春会馆重修百周年纪念特刊》上。这是目前见乎文字的概述“无永不开市”由来的最早记载。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无永不开市”一语称赞的是远渡南洋的永春华侨。但根据李汉青的说法,该语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早出处是指在福建省内“上下游各县”大量经商的永春人,时间在“闭关时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说大致在清代中期(如果更具体地说,应该在清乾隆到道光年间),“无永不开市”一语就随着永春商人的足迹所至,而在福建省内赢得美誉。之后,又随着永春人的不断下南洋,胼手胝足,日积月累,在异域开辟新天地,带动侨居地的繁荣发展,更使“无永不开市”在南洋发扬光大。

仔细探究历史,我们应当承认,在清朝之前,永春人实际上并不以经商闻名。两宋时期,永春科举文化发达,俊贤辈出,旧志有云“永春古称壮县,衣冠文物,俪比大邦,诗书弦诵之声不绝”,“在宋文风翔于七邑,儒硕彬彬”。进入元和明前中期,永春科举进入一段长时间的沉寂期,就连商贸文化也不突出。明嘉靖五年(1526年)《永春县志》在“风气习尚”一节中说:“山无顽石,地尽沃壤,多山林、陂池、苑囿之利。土田膏腴,水泉灌溉,率一斗而收六七石,故其民多温饱。四方逋逃,往往为渊蔽。民树艺而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以有其利。务本薄末,有豳风焉。至于书计,亦匪其长,仰于外人,神事之。闭户窥观,或耆年白首,不离乡井。鸡鹅诸畜,转贩自远而至,利射三倍,居民积弗售。山肴圃蔬,弗鬻于市廛。民弗力辄弗得食,斯并狃于安逸矣。”即使到了清乾隆年间,永春人周凤翔(进士)在《永春人物风土记》中还是说:“民之居,负岩依谷,务本薄末,有古豳风之遗。而且桥梁津渡,舟车至焉;土物产殖,货财牣焉;礼乐文章,儒林称焉。生于斯,长于斯,鼓歌游泳于斯,致足乐也。”这些都说明,从明至清初,大多数的永春人还是重农轻商(即务本薄末)、安于温饱的,很少有人愿意外出经商。事实上,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自然永春亦不能例外。

清初,永春历经战乱,人民生活困难,四处流离。到了康熙后期,社会稳定,人口逐渐增多,永春本地的商贸集市兴盛起来,加上地少人多,开始有人出外游商,正如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永春州志》“风俗”卷所云“农勤稼穑,商贾之业,间有习者”,这才最终成就了“无永不开市”。

五里街:“无永不开市”的原点

要追溯“无永不开市”一语的源头,我们首先不能忘了五里街。这里是永春人能商善贾的故事原点。

五里街,因昔日从县城城隍庙至西安的新亭路有延绵五华里长街而得名。宋元时期,商贾集聚于官田市(五里街前身)。明末,许港一带形成合吉街,为永春最繁荣的物资集散地,输入以京果、海产为主,输出有竹木、山货、陶瓷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厦门、泉州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口岸,永春商业急剧变化。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合吉街范围扩大,向丰岑头街、官田市延伸,并与中街、儒林街联成名实相符的五里街,时称西门,成为繁盛街市。

历史上,五里街是内地与沿海流通的枢纽。五里街的许港码头是“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的内地首站码头。明清以迄民国,这里舟楫往来,航运繁盛,溪舟船沿桃溪向下游可直通泉州后渚港。几百年来,永安、三明、南平、德化等内陆山区的茶叶、香菇、笋干、土纸、陶器等,沿着崎岖山路,到这里集散;沿海的鱼、虾、糖、盐等则由这里转售内陆山区。因此,五里街十三阶、海客巷、新亭路等处,客栈林立,商贩云集,成为闽南沿海与德化、大田、永安商贸流通的重要集散地。运到许港的海产品,被集中到一条150米长的巷子进行交易,不仅有应市的牙行,而且客栈特别多,膳宿方便,居住的多为来自海边的商人,所以这条巷子由此得名“海客巷”。五里街的商号也远到东南亚及闽西北、上海、广州、福州、厦门、泉州等地设立分店。民国年间,五里街是永春县商会所在地,其地位超过城关商会。抗日战争期间,沿海不少机关、学校、内迁永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及福建银行、集友银行也都在这里设立机构,商贸十分繁荣,被誉为“闽南商贸重镇”。永春的商贸文化、武术文化、红色文化、建筑文化、教育文化、纸织画、根雕艺术等都起源于五里街,文化底蕴深厚。

由于五里街为闽南商贸重镇,除了长期居住在此的本土居民外,还有大量来自沿海和内陆山区的人由于做生意而定居在此,形成了颜、陈、林、蔡、张、王、黄、梁、欧、赖、李、刘、吴、苏、蒲、谢、郑、孙、潘、徐、郭、高、周、康、蒋、赵等杂姓聚居的格局。在“十三阶”附近有一口挖于清乾隆初年的“四角井”,井口长方形,长2.2米,宽1.8米,水源充沛,水质优良,一年四季,甘甜的井水可供居民和商旅行人四、五百人饮用,故又被称为“千口井”,见证了五里街的繁荣。

五里街现有的旧街建筑群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为研究中国南方骑楼建筑及民国时期闽南地区商业贸易的经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这些清一色南洋骑楼风格的老式建筑,均是两层或三层土木砖柱结构的楼房,正面一楼都有一个宽敞的骑楼走廊,连绵一公里,群落特色鲜明。

事实上,五里街只是历史上永春商贸发达的一个缩影。早在宋元时期,永春集市有县前市、官田市、石鼓市、卓埔市等,其他地方的商业活动以圩场交易为主。明代,圩场演化为初级市场,成化、嘉靖年间,位于马跳圩、六尺坪圩中间的双溪口对岸建董前街,成为内地山区同县城物资交流的小集散地。与此同时,太平盖起拥有20多间店铺的店口街,一都、湖洋也陆续起盖店铺,定点交易。清末,达埔坑尾圩、白沙口圩间形成一条联结大使宫桥、桥头宫包括上街与下街的长市。一都街、玉斗街和锦斗街也先后形成。有的批发商年营业额达银元二三十万元。民国期间,永春侨汇增多,大批土特产输出,大批工业品、洋货输入,商业繁荣,新型街市和集镇也逐步形成。城关、五里街建新街,湖洋、达埔、玉斗、蓬壶、小姑、锦斗、桂洋、坑仔口也陆续建起新街。抗日战争前夕,五里街、城关商户由清末250户发展到850户,较大的批发商号年营业额超过30万元。

五里街和其它集市的繁盛,培育了永春人从商的基因,成为永春商人向外发展的摇篮。从永春走出的大批商人远赴省内外、南洋经商,最终赢得“开永不开市”的美誉。

作者:林联勇

责任编辑:蒲远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