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凄风路几千（下篇）

——永春人出洋史概说

从道光九年（1829年）至1949年的120年间，永春人口减少了10万多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出国谋生。据县志载，此间永春人有四次出洋高潮。与当代人欢欢喜喜出国镀金完全不同的是，那时人们出洋几乎都是被迫的无奈之举。落后的交通工具和落后的通讯方式使得“漂洋过海”与“生死未卜”两个词如影随形。历尽九死一生，有幸到达目的地的永春人拓荒海外，披荆斩棘，为当地的开发与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取得傲人的成就。

回想当年，怀揣着借来的或变卖家当而得的几个大洋，提溜着两身破烂衣裳，多少先辈就这样起身出洋了。

三在六亡一还乡

第一拨：清朝晚期（1829～1910）主要原因：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农民破产

清末，这80年是永春人出洋的第一个高潮，“三在六亡一还乡”是这个时期出洋状况的凄凉概括。可见，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是没有人愿意冒险过番的。

林俊起义和抗厘金斗争被清政府镇压是迫使一批永春人出洋的重要原因。

咸丰三年即1853年林俊领导红钱会起义，攻克德化、永安、大田、沙县、尤溪、仙游、安溪、南安等地，大败清军。这场近代史上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让已是苟延残喘的清政府非常害怕，因而也遭遇残酷镇压。清廷先后围剿霞陵、云峰、西向、桃场、东山、社山、石鼓等地，所到之处，许多房屋被烧毁。1858年，林俊牺牲。林俊死后，他的儿子林观麟和林柔远就与部属姚元章等人一起逃离出洋。据传，他们逃往印尼，并在当地组织了“天地会”，后来并入“义兴会”。

抗厘金斗争发生在随后的1865年。清政府当局打算在永春州城隍庙东设立税厘局。征收1厘商业税，是谓“厘金”。上场堡民众奋力抗捐，纵火烧毁税厘局。闽浙总督派道台朱明亮带兵来镇压，他纵任官兵对附城一带村落进行烧、杀、抢、掠，还将许多青壮年诬作“强盗”杀害。劫后余生的永春人有不少选择出洋避难。

俗话说：要败出形骸。此时的清廷已是败象环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永春的不少破产农民也被逼离乡背井奔赴海外讨生活。趁此乱世，有些不良水客就做起了贩卖“猪仔”（对契约劳工的侮称）的生意。史载，此时，仅蓬壶一地，就有破产农民林有宝、吕荣元、吕文活、吕方、吕孙文、林担、林多雅、吕取等人被人贩子潘万箱拐骗到马来西亚彭亨去当“猪仔”。曾有罗福安回忆，1852年，21岁的他原本是应相识的水客陈阿贵介绍，打算去船上当厨工的。不料，上船后就收到一张卖身契约，并威胁如不签名，就要被鞭责。不得已，罗福安只好把自己卖了。“猪仔”们所搭之船被形象地喻为“浮动地狱”，足见其可怕。因此，若能安全抵达目的地已属万幸。有记载，1852年二月初十日，美国“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从厦门拐运410名（又说475名）华工去加州旧金山，其中有207人祖籍为晋江、惠安、南安、安溪和永春，而最终这一船有350人死在路上。

因史料的缺失，目前无法统计到底这个时期有多少永春人出洋，又有多少人安全抵达。却见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霞陵人林明带领永春人到马来西亚关丹开发锡矿，后该地发展为市镇，并以林明命名。1877年，林庆吉第一个乘船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当时的勿里洞遍地荆棘，巨蟒猛兽出没为患。林庆吉率领闽粤侨胞斩荆棘、辟草莱，历尽艰难，开采锡矿，使本是荒岛的勿里洞逐渐发展成为10万人口的市镇。19世纪末，东门人郑成快率永春华侨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拉美士开辟橡胶园7000余英亩。东山人颜克奇到马来西亚的马冬、马甲当佣工，稍有积蓄，即购地垦荒，种植橡胶、木薯，逐渐发展至千亩以上。郑昭明早年往新加坡，后在越南堤岸经营万联酒饷于新大市东门旷场，为清末五位福建帮侨领之首，并于1904年出任南圻中华总商会首届总理。……思我族人在异国他乡取得如此成就，能不赞叹？然思其中艰辛，又有几人能懂，能不哀叹？

十室有九空

第二拨：民国初年（1911～1926年）主要原因：兵匪并患、通货膨胀严重

“1912年至1939年期间，永春县土匪、军阀之间的战斗，以及地方土匪横行，不时欺压老百姓，直接冲击当地人民的生活。”祖籍永春的马来西亚时评人郑名烈致力于家乡人下南洋研究多年，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

让我们一起粗略回忆一下当时兵匪之猖獗，老百姓之苦痛。

1918年5月，民军陶质彬、朱得才（又作朱德才）攻占永春县城，摊派“特别捐”。1919年春，陶、朱又滥派饷款，激起民愤；10月德化匪首林清龙率匪徒数百人劫掠呈祥西村，打死群众4人，掳去儿童40多人，全村牲畜财物被抢无数。1924年湖洋、鳌峰、达埔相继发生土匪抢劫多起，掳去群众60多人；同年秋，土著军阀陈国辉滥派捐税，如宫庙捐、香楮捐、门牌捐、迷信捐、百货捐、果树捐等等，名目繁多得难以想象。1926年1月，民军吴威滥印“裕商兑换券”，强迫使用；2月，湖洋、达埔、西向等侨乡，发生绑劫案50多起；5月，晋江土匪高为国入永后，“日为军，夜为匪”。

“屋漏偏逢连夜雨”，人祸又加天灾。1918年正月初三日地震，连续六、七次。1923年春，大旱，禾苗枯萎，大饥荒。1926年春，虎患猖獗，疫病流行；7月，鼠疫流行，附城十里内死亡近千人。

因此这个时期，即使先后有县长周祖武和吴威、尤赐福等出令严禁百姓出境，仍无法阻止铤而走险出逃的人潮。尤其是1918、1921、1924和1925这几年，出洋人数多到有村子出现“十室九空”的状况。《奋兴报》1921年9月刊：“吾永（春）……近来政变，地方骚乱，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携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来所以十室九空也。”而《崇道报》1924年2月亦有“永人因军匪交迫，备尝艰苦，逃往南洋者日众，几于十室九空”之说。而仅1925年6月至11月，仅仅五个月时间，偷渡南洋的就达6000多人。

“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期逃到马来西亚森美兰的。”桃城镇留安村的82岁老人刘良槐仍记忆深刻，“我父亲原是木匠，给一户人家承包了木作工程，可是世道不太平又遭遇物价飞涨，欠下五里街一家木材行很多钱，不得已只好逃到马来西亚做工还债。”

刘良槐的三位兄长在随后的“逃壮丁潮”里也下了南洋。

“1921年冬回乡时，恰逢同乡郑双火‘为匪所掳，严刑酷打，惨无人道’。乡居三月，无日不在恐怖中，遂匆匆重行外出。自兹以后，地方扰乱，日甚一日，壮者散之四方，老弱任其鱼肉，遍地荆棘。……因匪盗如毛，遂致一般洋客，视故乡为畏途，携眷迁徙外洋者，日见增多。东南亚各属，每一角落，均有吾邑人士之足迹。”有篇署名“古山人”的《回忆录》讲起一段往事。

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县志载，1925年我县“米价飞涨，担谷10．5元，华侨捐款回永春举办平粜”。区区数个字，却足证永春籍华侨华人有反哺故土之心。

革命志士被迫下南洋

第三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主要原因：革命如火如荼，国民党清乡围剿

自从1926年在上海、广州、莆田、厦门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永春籍青年学生回乡传播革命真理，开展工运、农运和学运之后，永春的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就如火如荼持续展开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实行清乡“围剿”，永春人民依然坚持革命斗争，不屈不挠，浴血奋战，但是革命形势的起伏迫使部分革命者不得不远走海外。

比如，吾峰抗捐抗税斗争领袖陈其挥就于1930年底移居马来西亚。1930年3月、4月，陈国辉先后两次派兵侵入吾峰勒收各式捐税，陈其挥等人将他们打败赶走。5月，陈国辉整兵重来，陈其挥与伙伴们终寡不敌众。后陈其挥辗转到仙游、泉州，依靠朋友资助过日，终于在12月，移居马来西亚。而曾率领“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访问延安的辜俊英（又名辜芳帜）是1931年南渡马来西亚。他曾任中共永春县委军事委员，因遭反动派迫害，不得已才下南洋。还有林刚中则是因遭遇敌军重兵“清剿”，于1935年秋，辗转奔赴新加坡。林刚中在学生时代就已开始参加爱国救亡活动。1933年5月，他参与组建永春特区特务队。同年夏，奉命到岭头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组织发动群众，参加安南永德游击战争。下南洋后他投身马来西亚华侨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回国参战。

其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永春革命志士被迫出洋的不少，可惜没有完整的名单可查。据县志载，李秋萍、李晓山、黄一鸣、曾绍舜、林怀才、郑光华、郑炯山、郑绍基、郑植基、林东汉、颜超雄、李紫云、余丽水等等也在这时被迫出国。不过，即使他们身在海外，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人依然选择回国参战。

同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安、南、永、德苏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干部和群众有1080人，被杀绝和逃亡的有1000多户。战火如此无情，除了革命者辗转出洋，还有大批老百姓也为避战火奔赴海外谋生。史载，达埔、蓬壶、鳌峰、石鼓、仙夹、岵山、东平、湖洋、介福等地群众成批逃往国外；仅1937年上半年就约有五六千人出洋。

现实版“女人国”

第四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8～1949年）主要原因：疯狂抓壮丁

“永春拟逃出洋男女滞厦者达数千人，各客栈形成人满之患。”这是1938年3月《泉州日报》上的文字。抗战期间，有76名永春归侨，取道畏汀、赣州、曲江、东兴前往越南。《泉州市志》载：1934～1938年，永春出国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岵山乡因青壮年男子出国，几乎成为“女人国”。1941年初，厦门侨务局数字显示：1940年永春籍华侨有144694人。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但是战后国共双方接着打内战，战火延续不断，民不聊生。战后的通货膨胀比战争年代更恶劣。国民党政府出台的金圆券也失去它的交换价值。”旅居澳洲的石鼓人颜清煌写道，“到现在我还可以清楚记得当时市场纷乱的情况。在华严小学的对面有许多小食档和食物摊。一个星期前，50元金圆券可买一碗面，但一个星期之后，同样的50元只能买一粒苹果。”这年9月17日《泉州日报》这样写：“出洋最多之县份……如南安、永春，竟有全乡十分之八均属妇孺，难觅百余个壮丁。”

生活本已无比艰苦，抓壮丁的危险又逼在眼前，先是“抽长子”，再就是“三抽二、二抓一”。政府抓壮丁，百姓逃壮丁，“壮丁”成了国民党末期的热词。

内战开始，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愈发疯狂。岵山镇侨联主席陈惠疆告诉记者，1945年他的长兄刚被抽走并杳无音讯，两年后，又轮到自己了。“我亲眼看到铺下那边的一座屋子被征作驻扎新兵之用，每天都有一些尸体被拖出来，然后随便埋在地瓜田的沟畦里。”当时仅十五六岁的陈惠疆还听说那些新兵每顿饭吃不到2两饭，连饿带冻的，根本不被当人看。在行军途中，如果得病或受伤，不但得不到医治，还会被一枪就地解决。所以老百姓只要有机会就逃跑，几千人几千人地往外跑。

为了外逃，甚至有人不惜卖儿筹款。城关有个郑雨意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卖给同乡郑石，“得一百元作为路费，连夜离家逃往南洋”。郑雨意的这张卖儿契曾在1959年晋江地区华侨展览馆中展出。为了100块钱路费卖掉一个儿子，这是怎样的世道啊！

参考文献：

《永春县志》《福建史志》《泉州市志》《泉州人物库》《华工出国史料》《永春小岵南山陈氏谱志》《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等书籍、族谱及王丽娜的《1845——1853年早期闽南地区的“猪仔”贸易研究》、郑名烈的《中国宗族南迁马来亚的远因》、林卫国的《毛泽东1938年号召侨胞：团结起来共赴国难》等文章。

记者：梁白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