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唤醒着同胞，团结着华侨。不怕山高，不怕路遥，收复失地，赶走强盗，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南侨机工高唱的《运输救国歌》

一份厚重的名单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举行

“九批南侨机工，八批有永春侨亲。”2016年5月的一天，记者在五里街镇政府见到孙建斌，已退休多年的老人依旧精神奕奕，尤其是谈起他用多年时间来寻找南侨机工（全称为“南洋华侨机工”）中的永春人这件事，老人家特别激动。

他说，永春人开始留意到南侨机工，起源于1992年和1994年，泉州学研究所所长、《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作者林少川在《永春文史资料》先后发表的《记三位永春籍南侨机工——林广怀、刘瑞齐、颜世国》《记永春籍南侨机工孙其文》两篇文章。林广怀、刘瑞齐、颜世国、孙其文、林财及刘贝锦等永春籍海外乡亲的英雄事迹在文中得到记录。“当时，我正在编纂《永春玉塘孙氏族谱》三修本，很想知悉族中英雄孙其文的家谱资料。”孙建斌说，于是，他就把寻找著名侨乡永春有多少南侨机工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郑重地摆上日程。

“初步探寻档案史料和南侨机工文献，可知1939年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9批3000多名回国抗日的南侨机工中，除了第7批，其他都有永春籍热血青年的英名。”孙建斌给记者带来一篇他的手稿《永远记住他们——寻找南侨机工中的永春人》，里面有一份详细的名单：

第一批80名南侨机工名单中，“八十先锋”之一赵文龙便是永春人；

第二批207名南侨机工中，永春籍有陈鲜、陈亚九、陈章霞、李金发、李儒、张亚美；

第三批594名南侨机工中，永春籍有郭锦标、黄重水、刘贝锦、刘全（又记“刘金”）、苏联贵（又记“苏联桂”），其中刘贝锦是麻坡侨领，也是第三批南侨机工总领队；

第四批158名南侨机工中，林兴健（又记“林兴建”）是永春人；

第五批530名南侨机工中，永春籍有陈文火、杨水辜（又记“辜水杨”）、林金成、林燕诒、刘修济（又记“刘攸齐”）、彭子安、孙加油、孙其文（又记“孙简”或“孙诗明”）、颜永隆、曾负重、郑逢时、郑吉泉、郑世泉。其中林燕诒是总务副主任兼第八队队长，郑逢时是第七队副队长；

第六批124名南侨机工中，林成是永春人；

第八批336名南侨机工中，永春籍有洪国树、林财、林传芳、林广怀（又记“林江海”）、林铁、刘瑞济（又记“刘瑞齐”）、盛云梯（又记“俐祖”）、颜世国，其中林广怀为第三队队长，洪国树为第五队副队长；

第九批507名南侨机工中，永春籍有辜发、辜开、吴进明；还有蔡汉良，他虽祖籍南安，却长期在永春县货车五队当驾驶员。

“3000多南侨机工中，永春籍的有30多名，也可能更多。”孙建斌认为还有一些人的信息不清楚，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他们都是身负行车经验的司机及修车技术的汽车修理工，回国是为了救国，而他们的救国之路恰是那一道艰苦卓绝的滇缅公路。

南侨机工在潘家湾训练所

一道雄浑的公路

滇缅路之72弯

滇缅路从昆明到畹町出国境抵蜡戍同缅甸公路相接直达仰光，全长1146公里，于1939年初建成。它是20万云南百姓付出巨大代价用半年时间抢修出来的一条战时中国联系外部世界最主要的通道，是补给中国抗战物资维系中国生存命运的交通大动脉，却也因赶工期而只是一道极为简易的公路。

之所以突然赶工修出这样一道陆路，是因为沿海各省均被日军占领，海上运输全被切断，广九铁路亦被占领。当时的国民政府只能在陆路上想办法。

可是，如果没有车和司机，这路也只是摆设。然而，当时国内有经验的大卡车司机及汽车修理工奇缺，临时培训又来不及。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随即致函“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招募华侨机工。“南侨总会”成立于1938年10月10日，由164名来自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香港等地的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华人精英俱乐部——“怡和轩”举行成立大会，以“联络南洋各属华侨，研究筹赈方法，策动救亡工作”“筹款助赈祖国难民，并倡导集资发展祖国实业”为宗旨。

1939年2月18日是除夕，在新加坡最为热闹的红灯码头，第一批回国服务机工80人高唱着《运输救国歌》，全副戎装登上法国邮轮“安打拉文号”启程，经越南抵达昆明，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八十先锋队”。咱永春人赵文龙就是其中之一。那一年，赵文龙39岁，家住马来亚峇株巴辖。因资料缺失，更详细的信息有待发现。

从1939年2月到9月间，来自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地3000多名热血青年分9批启程回国。他们以“南侨机工”为名，在潘家湾训练所训练合格后就开工，1100多辆道奇、雪佛兰、福特和GMC卡车奔走在那道还称不上“合格”的公路——滇缅公路上。从昆明到畹町，近1000公里，穿越6座大山，5条大江和无数的悬崖峭壁。他们开车几乎不踩刹车，因为超长的陡坡和几十个弯容易引起刹车皮起火，而边塌方边抢修的路况使得这些司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悬崖。“初一翻车，十五到底”，机工们这样形容路旁悬崖之高不见底。而芒市、遮放一带的瘴气同样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疾，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1941年1月27日《新华日报》这样报道。

他们的任务是运输抗战急需的汽油、枪支、弹药等作战物资入中国，返程再运出国内的桐油、锡、铅等产品。他们每次出车，至少需要连续7天日夜兼程，以至于他们称自己的卡车为“道奇旅馆”。

随着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在河内成立“滇缅公路切断委员会”，针对中国抗战生命线的大轰炸开始了。“飞机来了，我将车子一停，就扑在沟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躲。”林广怀曾回忆说，随即跟在他后面的几部车子都被炸飞了。

翻车、疾病和轰炸是1000多名南侨机工牺牲的主要原因。1942年3月12日，南侨机工们还肩负起运输10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北部的军事重镇蜡戍的重任，远征军们此行恰是为了挽救被日军包围的滇缅公路，可惜未能如愿。同年5月5日，为了阻止日军东进，中国守军炸毁怒江天险惠通桥（林广怀的堂弟林财在此罹难），滇缅公路被切断，南侨机工们失业了，贫病交加的他们成了难民，有人饿死，有人冷死，3年前回国时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

此时被日军四处追杀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不顾自身安危，立即展开拯救南侨机工的行动。在挚友侯西反的奔波下，成立了“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大理的700多名南侨机工及其家属得到了救济。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南侨机工们也看到了曙光。1945年春，中国军队克复缅甸北部，滇缅公路重新贯通，南侨机工们再次行驶在这道熟悉的路上。日本投降后，他们开始了回家之路。

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工运输了50万吨军需物资、超过1．5万辆汽车以及无数的民用物资。据2015年9月中央电视台《发现》栏目播出纪录片《南侨机工》的片尾显示，仅有14名老人健在，平均年龄超过95岁。

“史学界一般认为，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1000多人为国捐躯，1000多人抗战胜利后以难民身份复员返回南洋，再有1000多人滞留大陆分散各省。”孙建斌说，据他查阅残缺不全的档案史料，初步知道：永春籍南侨机工复员南返的有陈鲜、陈亚九、辜发、辜开、郭锦标、黄重水、林成、林铁、林兴健、刘贝锦、刘全、刘攸齐、苏联贵、吴进明、曾负重、赵文龙、郑吉泉等人；林广怀、颜世国滞留重庆，孙其文滞留云南保山，刘瑞齐辗转回永春，蔡汉良在泉州、永春当司机；李儒在滇缅公路上不幸翻车，壮烈牺牲，林广怀堂弟林财在惠通桥炸毁时不幸罹难。而陈文火、陈章霞、辜水杨、洪国树、李金发、林传芳、林金成、林燕诒、彭子安、盛云梯、孙加油、颜永隆、张亚美、郑逢时、郑世泉等人则不知下落。“南侨机工档案史料不全，有些机工复员表格中只写籍贯福建，没有注明县名。永春是我省著名侨乡，还有多少南侨机工，有待县人继续努力寻觅。历史是公正的，县人应该永远记住这些抗日英雄。”

地图上的滇缅公路

一位可敬的英雄

孙其文（1914－1991）

孙其文，祖籍五里街镇华岩村，旅居马来亚麻坡。“那时，我的族兄孙其文是瞒着家人异地报名回国抗日的。”孙建斌说，孙其文在南洋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夫妻和睦，已有一个儿子。作为家中独子孙其文回国后，家庭无人支撑，不久父母病逝，妻子气疯了且失踪，两岁的儿子被舅家收养。

“对于家庭，孙其文被人骂为无情无义；对于祖国，孙其文却名留丰碑，卫国有功。”2005年，林少川在《为国弃家名留丰碑——记泉州籍南侨机工孙其文》一文中写道，家与国无法双全时，孙其文选择了“为国家舍小家”，因为“祖国在危难关头，不去拯救，大家都要当亡国奴。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保。国难当头，爱国不爱国就要看实际行动。”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由新加坡红灯码头上轮船，再经安南转乘火车到昆明的。军训后被分配到西南运输第13大队第39中队，奔赴滇缅公路从事军运工作，驻扎在遮放一带。”文中，孙其文详细回忆了他参加过的三次接车：

第一次，接大道奇。这是美国制的卡车。当时全国各地急需运载工具，用以运输军需用品和兵员。领导要求保证质量，迅速完成任务。“既为抗日战争而来，当然不当孬汉。”孙其文说，他拿出看家本领，以娴熟的技术出色地按时完成接车任务。第二次是接GMC；第三次是接小GMC。有了第一次接车的成功经验，后两次接车都非常顺当，完成任务后得到上级的表扬。

因技术上过关，孙其文被编入“华侨先锋运输大队”，并担任分队长。这支队伍的任务是从缅甸八莫、腊戍一带，抢运盟国支援的军用物资回保山。他连续奋战了几年，亲手运送了大量军需品，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然而，现实的家庭悲剧使得他的一些亲人认为他没有人情味，以至于抗战后他滞留宝山，另结新家。虽然老人一心希望能再次见到留在南洋的儿子，却未能如愿。

“为了将族兄的事迹收入族谱，我从2006年开始，连续8年，不断与他的长女孙惠云联系，2014年3月21日终于收到相关资料。”孙建斌说，林少川在文章中提到孙其文的长女孙惠云在宝山工商局工作，于是，他就尝试着给她去信，“刚开始，惠云并不愿理睬我。后来，我将我们孙氏族谱与她父亲相关的那部分复印后邮寄给她，她才受感动，可惜此时孙其文已经在宝山去世了。”

此后，孙惠云不但寄来孙其文的家谱资料，还寄来其父生前的许多珍贵遗物，其中包括有孙其文为寻南洋的亲人而登的“寻亲启事”原件、南侨机工纪念章、云南省侨办侨联“荣誉证书”、孙其文荣任保山市政协委员证书和其他许多证件及文件的原件以及其父的诸多照片。

“我第一时间将这些珍贵遗物交给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永久保存，并将彩色扫描件及其家谱载入《永春玉塘孙氏族谱》三修本续编，英雄遗物彩照前，我给予醒目标题：不惜抛妻弃子，一心抗倭救国。抗日英雄孙其文宗贤‘舍小家为国家’的民族气节永存人们心中。”孙建斌颇为感慨。

“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孙其文的家人，虽然信件和电话有些联络。”孙建斌有些遗憾，因为曾经与孙其文的外孙女擦肩而过。她是依照孙建斌去信留的地址找到老孙所住的西湖小区，并带来她外公生前所写“寻亲启事”的复印件，“我刚好出去散步了，没有见到面。”

作者| 梁白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