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2004年版。下同）一书中说：“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

似乎很高深，其实也就两个意思：书院从文化教育之事；书院与书相关。此外无他。

永春虽地处闽南深山之中，但向来文质彬彬，雅气迎风。明朝时，曾有学人陈琛如此形容：“永春在万山中，山水秀丽，风气完密，济济多士，喜读书而无外慕，必有闻道而知思者。”

本文以国之书院文化史为线，谈谈永春书院们的故事。

唐宋：书院初兴 品格独立

唐朝初年，民间就已出现书院，后来渐渐为官府所接受和推广，从而形成民间和官府两股书院力量并存的情形。具体一点说，就是当民间社会循着“聚书——读书——聚众读书”的路径，衍生出书院这一前所未有的士人组织之后，大概在唐代中期，官方因袭汉魏时“聚藏群书”“校理经籍”的秘书省之责，在中书省推出了丽正、集贤书院，它们也成为全新的官府的学术文化机构。而在接下来的300多年时间里，书院的功能越发多样，为人熟知的教育教学功能只是其一。

书院初兴的几百年里，中原大地已然书院如风，可是偏远的永春还处于“桃林场”时期，未有“书院”。当然，“未有”俩字用得那是相当武断，真相往往不为人所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眼下，只能以我手上有限的资料和有限的见识为牢，管窥且大放厥词了。虽心中颇有疑惑：养育出进士盛均如此级别人物的唐时永春，该有怎样的读书风气和场所呢？

来到宋朝，那是一个为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好时代——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印刷技术带来丰富藏书，学术文化事业进入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民间兴学，书院逐步强化其教育教学功能。官方也对之大力支持。

“一方面大力提倡科举，成倍地增加取士名额，试图收尽天下遗逸；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邓洪波先生说，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周式就曾为宋真宗所召见，并赐对衣鞍马，授官国子监主簿，“书院和科举结合，是其强化教育功能的最大表征。这种情势下的书院下系于民，而上通于官，既是民众的求学之所，也是官府的养士之场。”

宋神宗元丰（1078年－1085年）起，全国上下开始大兴学校，设下几十员诸路州府学官。可惜，那时永春还不够资格专设儒官。据《永春县志》（民国版）载，“据文献通考，永春时属泉州，无儒官，想府县之长官兼理也。”

尤为可喜的是此时的书院颇具独立品格，书院推动者们不忘强调书院的讲学功能，他们绝不以科考为唯一目的。

“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如是说。那时，朱熹与张栻、吕祖谦被合称为“东南三贤”，他们既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书院运动的亲历者。其中，朱熹不仅自创寒泉、武夷、竹林等精舍居处讲学，还全心经营白鹿洞书院，更为重建岳麓书院出力，为石鼓书院作记等等。

此时，与书院相关的学田之制也慢慢出现并成熟起来。因“中国士人自古即多贫寒，虽号称‘四民之首’，但农工商各有常业，而惟士无恒产”，学田成为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独立为书院带来了精神的独立。

福建正立于书院发展的浪尖，以85所位列全国第三名，仅次于江西、浙江。在这样的文化大潮中，“书院”也登上了我小永春的历史舞台。它就是建立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岩峰书院。

岩峰书院：传斯道而济斯民

“1994年，为新建教学楼，岩峰书院都拆掉了。”岩峰书院旧址在现在的达埔岩峰小学。前往岩峰小学前，从该校的余文湖校长处得知这个消息，与近千年书院擦肩而过的遗憾猛烈袭来，但怀着“不死心”，还是驱车来到该小学。

“规模挺大的书院，院门一直到这里。那边还有一个水池。”在小学内，一位见过岩峰书院的大爷比划着说，“现在什么都没剩下了。——如果要说还有，就是那个水槽了。”

顺着大爷的手指方向，我满心崇敬地奔向30米外的一卧石制水槽。漫长的历史打在水槽上的痕迹只有青青黑黑的颜色，槽上的水龙头则更愿意将它拖到现实。仔细寻找一番，终于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它已上千年的任何标识，然而，还是“不死心”地掏出相机，对着千年石槽一番拍摄。“到哪一天，如果它离了这座小学校，离了知道它前世今生的人们，那么它也就是一简陋石槽了。”这个念头使得时光越发苍凉起来。谁曾想，曾经的“岩峰书院”肩负着多大的历史责任？

“对抗科举利诱，反对场屋（科举考试的场所，意指应试）俗学，是南宋理学家的长期任务，也一直是书院自别于官学的努力所在。”在邓洪波编修的《中国书院史资料》中，他引用宋人杨允恭《濂溪书院御书阁记》里的话说，“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或许也正因此，岩峰书院并没有培养出多少科考人才，但它为永春培养的有学之士当为不少。只因不走科考之路，故而深埋民间，渐为人所淡忘。然而，当一批批真正的文化人散落深埋民间之时，当地的文气自然生发且愈深愈厚；反之，当考试成为读书的唯一目的时，读书人不再扎根土地，文气丧失了大地的原动力，反而轻浮了。

当然，岩峰书院也曾有进士陈知柔。据《泉州文史资料》载：“理学家陈知柔曾在此就读，乡民入学比较普遍。”祖籍升平里七都（今蓬壶镇美中村）的陈知柔是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进士，如此看来，陈知柔曾在岩峰书院就读的可能性是有的。也因了陈知柔，理学大家朱熹曾到过该书院的说法也可能成立。

那么，为何此时永春开始出现书院？除了宋朝是文化鼎盛时期这个大背景外，它与此时南方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不无关系。有图为证，全国有书院720座，江西、浙江、福建名列前三名，其书院数几乎占到全国一半。就这样，永春开始了书院历史。

同样因着陈知柔，永春大得朱熹的青睐。岩峰书院、环翠讲堂、乌髻岩上、岱山峰里、剧铺桥头……无不留下这位朱文公的足迹。因此，在永春的文化史上，不管你喜不喜欢，朱熹都是绕不过去的。

民国四年（1915年），在岩峰书院内办“达新高初两等小学”。1994年，在书院原址上，新建“岩峰小学”教学大楼。

供图：林联勇

元明：一波三折 书院官化

历史来到元朝，全国范围内，书院文化依旧处于上升期。更因不愿与外族政权合作的缘故，士人们尤为珍惜“独立品格”，书院们的独立面貌愈发清晰。

“宋儒开创的书院精神，在注入元儒的退隐理想之后，继续充满活力，发展下去。不仅把理学家的学术和理想加以发扬光大，也替异族统治下的汉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遗产。”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李弘祺在《绛帐遗风——私人讲学的传统》一文中说。

按目前见到的文献记载，元朝的永春没有新书院开设，但已有了县学职官——教谕（设1员）。元朝的文化政策，有着很明显的“汉化”特征，这既是少数民族政权无奈也是聪明的选择。同时，元朝为了控制文化，开始推行地方文化官员层层考选升迁的制度，这些文化官员甚至包括各书院之“山长”（级别上高于“教谕”，类“学正”职）；后来，不论县学还是书院，又重设“训导”一职，级别略低山长，专司训课。

就这样，“独立”的书院在掌权者的“引诱”下，渐渐被纳入官学体制中。

入明之后，朱明集权日重。书院走上一条先沉寂再复兴的道路。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颁：“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同时，朝廷还令各府、州、县都大力立学。朱明政权大力推行的官学结合科举制度，使得书院一度沉寂。

此时的永春，官方设置的教谕1员、训导1员已然到位，并且给定县学学额15名，后来增至20名、24名。

然而，明中期起，因官学腐败及唯八股是举而开始被读书人看透，接着逐渐没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曾在《万公书院记》说，官学衰落，故而由书院取而代之。于是，书院重振辉煌。“最引人注意的是，地方官设立的书院，超过全数之半。”20世纪30年代，时任教集美师范学校的曹松叶研究发现。

“数量超过此前唐宋以来历代书院的总和，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局。”邓洪波说，“其分布，总体上是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着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繁荣阶段。”福建依旧站在书院发展的浪尖，以107所位列全国第五名。

此番书院大浪中，永春也迎来了第二座书院——文公书院。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白新良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记为“永春州文公书院”。猜想起来，应为同座书院，但此时永春是为“县”，因此“州”之说当有误。

前文说到，宋朝即有学田出现，而永春迟至明朝中叶才有此制。据《永春县志》（民国版）载永春学田制始于知县柴镳，“（柴镳）以旧学地官田给授里人颜溥郑庄彦颜时静入金充学费”。文公书院也是这位柴镳县令所设立。

文公书院：祀朱子而明人伦

文公书院建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知县柴镳主持设立。“吾朱文公遇化永春，宜有专祠。”于是，文公书院成。

这座以“朱文公”为名的书院堪称“苦命”，历经建、毁、迁建、扩建，如今依然可见它的组成部分——明伦堂（今桃城小学内。略有争议）。“明伦”意为明辨人伦，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文公书院首建于留湾（今留安），据《永春县志》（民国版）载，知县柴镳建。中为正堂，祀朱子（此时书院有新旧派之分，祀朱子当为旧派）；后为讲堂，两翼建楼二，左为识风，右为同月。

可惜的是县志里如此绘声绘色的一方书院，因时隔久远，留安村民已多不知此事。我寻过多位当地人，均摇头而称“没听说过”，终究旧址也就湮灭在秦时明月汉时风里了。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入侵永春，书院被毁。续建于州治东北隅。清顺治3年（1646年）又毁。康熙23年（1684年），知县郑功动、教谕蔡祚周迁之于州治之东，即学署中祠地也。有正室三，学舍四，前有魁星楼、文昌阁。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州杜昌丁建讲堂三间两庑学舍四间，“延师集生徒肄业”，并为之捐钱置田及将在西坝新垦之地租为师生膏火之资；二十一年（1756年），署知州郑国望又增学舍六间；三十二年（1767年）知州嘉谟以其中讲堂改建明伦堂（如图。亦有人认为图为“文公祠”。存疑），并移书院到学署后面。

“书院设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借所奉人物确立其学统，此即所谓‘正道脉而定所宗也’。”《中国书院史》里的这句话，一瞥即可知有两层意思：首先，书院是儒者之区，理所当然庙祝孔子及其门下贤哲等世所公认的儒家先圣先师，是为区别于佛道两家的菩萨、神仙；其次，儒家又有不同派别存在，书院成为学派的基地，其立祠设祭，遵行“必本其学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的原则，“非其师弗学，非其学弗祭也”，可以起到强化学派认同的作用。

清代：书院迭起 戛然而止

“清初书院政策的走向，有一个由防患到疏引，由抑制到开放的总趋势，意在因应‘遗民’问题，以化‘遗民’为‘臣民’为目的，而其最终的目标则是将书院由‘外在’变为‘内在’，纳入国家的整个文化教育体系之中。”从邓洪波的这段说辞，可见清朝时，书院的命运与元朝时如出一辙。不过，元朝是个短命王朝，而清朝比它长命许多，故而书院们更热闹，更有故事可讲。

比如“正音书院”的出现像极了群戏，几年之间闽粤大地出现了上百所同名书院。那时雍正六年（1728年），清帝专门对福建、广东两省发出“正音”诏令，原因何其简单：“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示乡音，不可通晓。”

正音书院：为官话而存三年

正音，即为学习官话，并且“于凡系乡音读书之处，谕令有力之家，先于临近延请官话读书之师，教其子弟，转相授受，以八年为限。”据素尔讷等纂修的《钦定学政全书•卷59》载，“八年之外，如生员、贡、监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乡试，学政不准送科举；举人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会试，布政使不能起文送部；童生不能官话者，府、州、县不能取送学政考试，俟学习通晓官话之时，再准其应试。”

真真是下狠手啊！一句话，不学官话，就别想从仕有途了。于是乎，“福建省政府官员创造性地开始建设112所正音书院，在今闽台广大地区推广官话，‘以成遵道之风’，以‘著同文之治’，搞得有声有色。”邓洪波说。另据泉州文史资料记载，其中泉州建有正音书院7所，永春为其一。不过，永春还是慢了一点，正音书院设立时已经到了乾隆朝。

乾隆元年（1736年），永春开设正音书院，此时距离八年之限已是最后一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停办，仅存三年。史料上没有记载为何永春会如此落后。是山高皇帝远，消息闭塞？还是地方官吊儿郎当，办事不力？抑或是永春人不乖，没有及时推行政策？就不得而知了。

“在文公祠内。乾隆元年奉旨设正音师一人，以邻省候选教谕晓官音者为之。时委浙江仙居县贡生郑先行主之，岁给廪俸。乾隆三年停办。”《永春县志》（民国版）只记了这样一笔。

雍正十二年（1734年），永春已从“县”升为“州”了，官配也随之升格，“教谕”升为“学正”，学额为“廪膳生员30名，增广生员30名”。所谓“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是明清时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他们每人“月给廪米六斗以补助生活，但名额有定数”；“增广生员”则简称增生，与廪生同为明清生员名目之一，不同在于增生没有廪米。

随着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邓洪波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清帝放松对“书院”的戒备之心。于是，雍正帝发布了“创建省会书院的上谕”，而省会书院的创建为“官办书院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随后，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邓洪波说，其后，乾隆帝屡下谕旨，规范书院管理，改山长为院长，选择生徒亦有标准。书院既是教授场所又是考试场所的情况在清代中后期比较普遍，把书院和科举的融合在物质形态上推向极致，“具有独立性格”的书院到此已然被“八股取试”绑架，书院精神全面没落。

永春也在乾隆朝迎来了书院设立的一个高潮，“梅峰书院”和“侯龙书院”几乎同时出现。不过，梅峰书院是在州官的带领下，几个月就建成，而侯龙书院则是由民间力量花了几代人的心血才初具规模。

梅峰书院：开启永春一中学韵

“永春课士无书院，宜及治之，以振文教。此丙戌春，黄司马告政之言也。余踵其议，应募者如响。”乾隆31年（1766年），知州嘉谟在《梅峰书院碑记》里写到，“至秋七月，而钜工克举。……赀无虚縻，工无旷晷，告竣于腊月中浣。共费募金2850元。余金购产权，息为膏火。”

这段不太好懂的话说的是，1766年这一年春天，黄司马报告说，永春没有书院可以用来考核士子，得赶紧整个所在，知州嘉谟就说好吧，然后开始募集。募集活动开展得很顺利，同年秋，也就是七月吧，名匠们就得以限期开工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年的十二月中旬，书院建好了。募集来的钱有剩余，就买了田地、店铺等产权，所生田租、店租、税银等作灯火等费用。碑记里还对贡献巨大的孙檊、王大猷、王应铎、王泽霖、颜光达等人提出嘉奖。于是梅峰书院建起来了，有门墙、有后楼，院落有四，两翼有厢房。因书院建于梅峰之南麓，故而以山名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乡贤郑安邦与州同吴佑熙捐资并募集侨资创建永春州中学堂“于州城内考棚”，同年迁址梅峰书院。1951年改名“永春县第一中学”。

如果说雍正朝时，永春升“县”为“州”，扩大了永春的辖区，那么乾隆朝“梅峰书院”的开办，则为永春扎下了深深的文根。梅峰书院到永春一中的传承，在永春文化史乃至永春历史上当为极为重要的大事。

推算起来，位于吾峰的侯龙书院的出现比梅峰书院恐怕还早30年。

侯龙书院：陈氏族人的两百年心血

作为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旧式书院，侯龙书院以一池清水、一垂飘柳、一树玉笔而为世人所喜。侯龙书院由“竹园斋”和“桂轩”两书斋构成，两座书斋各有历史，两位书斋主人陈素厚与陈孝柳虽差数辈，却是书香不断，一脉相承。

让我们从眼前讲起。

走进侯龙书院，一幅幅依旧清晰的对联沁着书香：“种树类培佳境地，读书如拜小神仙”（厅中）；“贤能所至人咸仰，和惠为怀世尽春”（厅头）；“博左图搂周汉制，无声诗写晋唐题”（双柱）；“垅负侯龙，文卜在田龙见。屏开美凤，瑞微当世凤鸣”（中柱）。另有门心：“据梧”“修竹”“吞丹”“蕴玉”“修志”“寄傲”“云窟藏龙”“桂香分月”等。它们与侯龙书院一起陪伴着琅琅书声不绝于耳。这座仅存的旧式书院位于吾峰镇侯龙村。

据《千年非遗在永春》记载，侯龙书院由“竹园斋”和“桂轩书斋”（又名“临池书屋”）共同组成。其中，竹园斋由侯龙陈氏13世岁贡生素厚创建。陈素厚，讳国瑛，乳名朴官，字敦明，生于康熙戊戌年（1718年），卒于乾隆戊子年（1768年）。《桃源颍川石牌侯龙陈氏族谱世系志》（1949年，四修族谱）载，素厚幼年丧父，慈母郑氏教育有方且善于治家，“（素厚）甫成丁即建凤阳堂，且有志于书香，架竹园斋。”清朝时以十六岁为“成丁”，因此，算起来，竹园斋始修于1734年。

依四修族谱所记，“其中亭榭池沼备，极壮丽之奇。远近之人得门而入者，莫不交口羡之。自是门多长者之车轩来，上尊之客，恢恢乎气量宽宏，有大雅之规焉。”如此看来，这时的“竹园斋”只是家道殷实的陈家的私家书斋，长者尊客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当然，也因此，陈氏子弟读书风气蔚然，一时间“身列明经，不矜势利，不侮孤寡，夫妇相敬如宾”。文明教化的力量不可谓不大啊！而其长子岁贡生赐俺（讳重芳，字而达）就在父亲的教育下“潜心勉学”，并在乾隆廿六年（1761年）在州试中位列前茅。其二子、七子亦有文名。

到了陈氏第16世，例授奉政大夫知衔陈孝柳建“临池书屋”。陈孝柳（出生1811年。讳登瀛，乳名世渊），幼时家贫，立志宏远，于是背井离乡南下谋生，“尝得数百金归”，之后“创构临池书屋，并延名师以课子侄”。陈孝柳的弟弟陈孝武（生于1817年。讳登联，乳名世宁）曾重建“桂轩书斋”。族谱载其“诚实素朴，明于义理”，且教子有方，“长郎次郎均中武魁”。

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竹园斋”和“桂轩”两书斋组合成一座园林式的书院。如今，它们以“侯龙书院”之名传世。然而，“侯龙书院”并未在四修族谱中出现，“侯龙学校”却是多次出现。

关于侯龙学校，还得从“竹园斋”和“桂轩”的主人陈素厚与陈孝柳共同的祖先陈程千说起。“桂轩”主人陈孝柳的曾祖陈确轩与竹园斋主人陈素厚是堂兄弟，确轩与素厚的曾祖程千公。程千公，生活于明末清初，是一位“多智略善营家”的长者，他对教育颇为重视。谱中载之：“邑人颂耆其德，今侯龙学校之基金皆赖公之祀业，拨充者独多焉。”此记传递了两条很重要的信息，其一，陈家重视教育是祖传，故而陈素厚、陈孝柳陈孝武兄弟先后创建书斋亦在情理之中；其二，“侯龙学校”之名由来已久。当然，它与“侯龙书院”是否有前世今生之关联，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清末，陈孝柳之次子陈日榜（1847－1896年），讳超元，字悌标，号杰臣，又号蕊庭，曾主持（族谱记“创建”，应有误）里塾“桂轩”，更因知州翁学本书赠“董帷”（喻指闭门攻读或治学精严）而闻名。四修族谱评其“少有大志，善交游，重然诺”。21岁“补博士弟子员”，23岁参加乡试，得到赏识，并送到福州著名的鳌峰书院学习。后“署闽县儒学训导加同知衔”。32岁举孝廉方正，任广东补用县正堂。

也在清末，陈素厚的玄孙、早年东渡台湾的陈汉藩（1866－1933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后返回厦门组市党部并任演说团团长。据《桃源颍川侯龙陈氏族谱》（2014年五修族谱）载，后来，陈汉藩“告隐返乡，与族侄清如倡办侯龙小学（又称“侯龙学校”），首任总董事”。陈清如，曾随永春名士郑翘松读书，得老师赞“好古能文”“耽书成癖”“诗有奇伟之气”。

五修族谱记载：1933年，陈氏18世陈月返（1885－1934年），字辗敦，号回亭，“捐献银元壹仟元为侯龙学校基金。郑县长淑麟赠以‘热心教育’之匾以褒扬之。

不论四修还是五修族谱，都没有明确记载侯龙书院与侯龙小学（学校）的关系。我只在《泉州历史网之泉州书院》中找到这样一句话：侯龙书院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一段时间，都作为后垄（又作“侯龙”）小学校舍。

因解放后，侯龙小学正设于侯龙书院内，故此记后半段是准确的。但解放前的“侯龙学校”是否为眼前可见的书院呢？在更明确的佐证出现前，权且以肯定回答为论。侯龙陈氏一族，从1734年到1933年，历时两百载续修侯龙书院，此举可谓壮哉！

然而，又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为何与侯龙陈氏交往甚深的郑翘松在他主修的《永春县志之学校志》（民国版）里没有记录任何与侯龙书院相关的文字呢？

鹏山书院：环翠岗上的朗朗读书声

清同治三年（即1864年）知州翁学本建鵬山书院，因地处大鹏山麓得名。

“地在环翠亭之左，与亭连为一区，中隔一墙。同治季年，李公景沆致仕里居。知州翁学本敬其学行，欲尊异之。”《永春县志》（民国版）载，于是倡导筹款建设该书院，并延请李景沆执掌之。看起来，翁学本是为了致敬学人李景沆而建鹏山书院。

李景沆何许人也？据县志载，他初名国华，字义楫，别号惺斋。昭善里人。师从叔父李启元。时人评价他“博雅而敏练，所至有声”。咸丰辛亥年（即1851年）举于乡，此后历知晋州、沧州、新乐、盐山、南皮（以上皆属河北），“盐山素无考棚书院，景沆捐俸倡设之。政暇自课之学，盐山人士自此盛。郎中李桂林、会元李联珠皆其徒也。”

继掌鹏山书院的是李景沆的子侄李因时。这位跟随叔叔学有所成的李因时（字云亭），不仅立品端方，而且文雅淡如其人。知州袁学显重其名行，请他“主鹏山、梅峰两书院”。此后，执掌鹏山书院的还有薛德先、林汝南、林式璟等“皆卓有可称”之士。清末科举考试取消，鹏山书院亦随之锁闭，不久就倾颓。

鹏山书院是倾颓了，然而半个世纪后，在环翠岗上，永春华侨中学建成，几十年来，为永春培育了一波波读书郎。

怀古书院：从怀古堂到永春三中

同治十一年（1872年），永春直隶州知州向涛主持将蓬壶陈坂宋朝名士陈知柔的别业怀古堂修为怀古书院。

“知柔有诗，朱子次韵和之。所谓好句看犹在，遗忠怆已休者也。”《永春县志》（民国版）载，向涛撰文说因年代久远，怀古堂已毁，旧基地为乡民所占，后经十多年诉讼，终由向涛判决并添设为书院。可惜，他未能看到书院修复训课就将离任。然而，他对之寄以厚望，“就近子弟期复先贤理学之遗召。望都人士妥为经理以期久远，永垂不朽。”

可惜的是，如今重新提起这段故事，几乎无人知晓了。或许当时就没有确实开院授徒，或许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又或许其他缘故，总之，这座以“怀古”为名的书院静静地没入历史长河。

不过，向知州或可有些许慰藉，毕竟七十年后的1942年，毓斌中学（即永春三中）在此创立。

梯山书院：百岁人瑞的书院情

“梯山书院是清朝同治年间（具体年份不详），由桂洋锦水林天德与锦斗珍卿徐鸣球联合倡办的。就建在桂洋村西南方十八梯山山腰处，故称‘梯山书院’。”这是桂洋历史上最早的学府，桂洋村乡贤林逢河说，书院供本境和邻乡徐氏弟子就读。

林天德（1774－1877年），字圆侯，号义方。这位享年103岁的人瑞真真是大器晚成，咸丰十年（1860年）考进州学，那年已是86岁高龄；同治四年（1864年），以90岁的身份参加会试，钦赐翰林院检讨，敕授承德郎。同治十三年（1874年），百岁之时得州府上报“大清百岁会”，三年后得赠“百岁坊”。

徐鸣球，清光绪戊寅科（1878年）岁贡生，任县训导。其一家三代曾陪永春州牧潘玑同游桂洋大白岩，并赋诗。

民国后，因生源渐多，书院容纳不下，再加上书院所在位置山陡路远，因此由林妙庆另建“培才学校”（1926年建成）替代其教育之职。梯山书院就此荒废，后来其所在遭开荒植林。如今，已是了无痕迹。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支持戊戌变法的光绪帝发布上谕，限令2个月之内，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上谕称：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邓洪波在他的另一部书《中国书院史资料》中记到。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如急惊风一样，来得迅猛去得潦草，仅仅历时103天就迅速失败了，因此这一道“上谕”并未得到完全贯彻，于是旧式书院与新式学堂并存成了变法后的现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再颁书院改制谕旨：“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紧接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着科举取试的正式废止，全国各级各地书院终于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至此历时1300余年的中国书院历史戛然而止。

参考资料：

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史资料》、白新良著《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永春州志》（乾隆版）、《永春县志》（民国版）、《永春县志》（1990年版）、《桃源颍川侯龙陈氏族谱》（四修、五修）、施鸿保著《闽杂记》、素尔讷等纂修《钦定学政全书》及《永春文史资料》《千年非遗在永春》《泉州文史资料》《八闽通志》《泉州市志》等。

作者 ｜ 梁白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