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苏昌培 (上)
来源:桃源乡讯 2023-02-07 16:49:28

初次见面认识

苏昌培

1970年春,因为姐、我和妹三人是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我们全家五人回祖籍德化三班插队落户。回乡后,我和姐务农,妹弟继续升学,在三班中学读初中。

插队初半年,我们由国家供应粮食;到10月,我们就要分生产队的粮食。我们生产队社员口粮不高,每人每年连地瓜折算成稻谷约400多斤,仅够温饱;现在一下子涌进我们一家5口人,每个社员平均要减少20斤口粮,社员自然有意见。

那天在生产队灰埕分地瓜,队长不分给我们,对我和姐姐说:“当初同意你们回来落户,以为可以减少征购粮,现在听说没了,你要到大队公社反映一下……”我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并征得你们同意才回来的,再说土改时我家在这里分到土地,怎么不分给我们粮食?队长说:反正这是社员们的意见,你要向上面反映一下。

我们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很着急,说:“估计征购粮是不能减的,但没去反映也不行,你们姐弟一起去。”逼上梁山,我向大队书记大队长反映。他们说:大队没有增减征购粮的权力,那是公社安排的。

那时,我情绪低落,整天在田里劳动,回乡半年了还没有到过公社,怕见官,只知道公社书记是苏昌培。当然,我最担忧的是:你找公社书记反映,他会不会说:别的知青都没有反映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们表现不好,生产队才不分给你们粮食呀!我和姐两个推来推去,谁也不去。最后母亲说:“你们两个一起去找苏书记反映!”

苏昌培,我不认识他。在永春时,我知其名不知其人——他好像当过区长、粮食局长,文革在湖洋公社当书记时,被批斗得很厉害……他什么时候调到三班公社我不知道,只记得刚插队我们暂租住在后房街人家的房子。一次我收工回来,看见三班大桥走过来一群人,有人告诉我,那个身材魁梧敦实、表情严肃、眼皮有点耷拉浮肿、眼睛眯着的就是公社书记苏昌培。

我和姐心惊胆战地爬上公社二楼,经过会议室门口,看见苏昌培正坐在乒乓球桌旁翻阅报纸。他见我们走过来,平静地问:“你们找谁?”“找您……”我战战栗栗说,“苏书记,我们是从永春回来上山下乡的……”接着,我支支吾吾把生产队社员们不分给我口粮,能否减去征购粮的事告诉他。苏书记显然有点生气而忍不住,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是要叫知识青年好好劳动,多生产粮食,以此来减轻国家的粮食负担。如果要减少征购粮,何必叫你们回来上山下乡?哪有这个道理的?谁说这话?你叫他来找我……”苏书记说得干脆利落。

第二天出工,我把情况如实转告队长,并说:不信,你也去问苏书记。“这是你们的事,应该由你们去反映,我才不去……”队长很不满意我的回答。其实他也是怕苏书记。

过后知道,队长和副队长还是去公社一趟,结果被苏昌培批了一顿。苏书记说:毛主席为什么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是叫知识青年到农村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就是为了减轻国家粮食负担。如果每个生产队都像你们这样,国家都垮了……

那时生产队集体劳动,男的经常借抽烟休息,女的借到树林地头方便怠工,我和姐拼命劳动,一点也不敢偷懒,社员们看在眼里,以后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任职三班诸多政绩

苏昌培参加第四届中国永春芦柑节

三班自古是陶瓷之乡,地少人多,粮食产量不高。1970年,苏昌培到三班公社当书记,非常重视粮食生产,提出“农业学大寨,五年实现三班粮食跨纲要”口号,坚持农业“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方针。他经常蹲点调查,到各个大队了解情况,为三班粮食生产提高,费尽心血。

粮食亩产要跨纲要(即亩产800斤),首先要改变耕作方式。苏昌培到三班后抓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单季稻改双季稻。他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把公社所有干部、农技员组织起来,把具体工作分配落实到他们每个人身上,实行分片管理责任制,而他经常到各个大队村落去检查。记得1971年春,公社要求我们生产队弯桥坑、大坂、六坂下等较边远山田改种双季稻,社员们思想不通,迟迟不去插秧。苏昌培不知怎么知道了,就通知大队干部告诉队长,然后叫公社妇女主任宋秀华亲自到我们生产队做社员们的思想工作。也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很怕苏昌培,赶快插上早稻秧了。插边远的早稻秧时,有人像插中稻一样间隔七八寸宽,下队工作组发现了,把队长批评一顿,说苏书记规定五寸宽,一分也不能少,我们只好返工重新插。以后事实证明,三班还是适宜播种双季稻的,适当密植可以增产的。我们生产队大部分田地改种双季稻,小部分春种早稻秋种新种花地瓜,粮食增加不少。

粮食要增产,种子肥料是关键,三班是德化推广水稻优良品种最早最好的地方。每年春耕开始,苏昌培就派公社农技员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宣传介绍水稻优良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方法,50多年过去,我还记的几种优良品种名称:“珍珠矮”“矮脚南特”……1974年起,三班就开始种植杂交水稻。我曾和社员们走进水稻留种的田间,拉着绳子给扬花的稻穗进行人工授粉,当时有的年轻人分不清什么是“稻公” “稻母”,拉绳子授粉不认真,随随便便,生产队长气得把他们训斥一顿,吓唬道:“这水稻是苏书记引进来的,种坏了我去告诉苏书记!”

三班是当时德化种植紫云英面积最大的地方,每年晚稻收割上来,我们就往稻田里撒紫云英种子。刚推广时,社员积极性不高,苏昌培就采用奖励化肥的方法,好像每亩奖励5——10斤的碳酸氢铵(永春肥),鼓励社员种植。紫云英的确是很好的有机绿肥,我们生产队曾做过对比试验,种上紫云英的稻田,可以多收15%的稻谷,以后,公社不用宣传了,社员们都自觉在冬闲田种植紫云英了。

要增加粮食生产,必须搞好水利建设。苏昌培到三班任职不久,就着手建设外洋水库。那些建设资金哪里来?技术人员请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全公社各大队社员都参与水库的义务劳动。我们生产队社员没有去建设大坝,而是分得从介福岭头通往外洋水库一段五六十米的简便公路,队里的社员们为开这段路带锅子地瓜米柴火,拓路挖沟筑路基,干得很辛苦,大概干了近半个月才完工。中午,我们曾跑到大坝去,那里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大坝筑好以后,还挖环山水渠——东到东山、奎斗,西到产份、后房山、桥内。自有了外洋水库,大大增加三班的水浇地,改善和解决了三班稻田灌溉用水问题,为三班粮食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要解放劳力,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必须开通乡间道路搞机械运输。1973年冬,苏昌培号召各大队各村落开通机耕路,各大队闻风而动,到1974春,除了三班大队东山点村落没有开通,其余都开通了机耕路。东山点为什么没有开通?社员们认为:好好的洋中田,开了机耕路,要占用不少农田,粮食总产会减少的。苏昌培得知,派工作组到各个生产队做思想工作,可是无果。工作组长向苏书记汇报,主张派民兵开路。苏昌培说:“不行!如果社员群众思想没有想通,工作是不能做好的,要继续做群众的工作。”下点工作组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宣传开通机耕路利大于弊的道理,社员群众还是不愿意拿锄头开路。工作组向苏昌培汇报,苏书记说:“不要急,暂放一段时间,等待机会。”

1974年冬,刚好拉练部队暂驻三班,社员群众热爱拥护解放军,对解放军非常热情,主动给部队送菜送猪肉。部队官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按价购买,还主动帮助社员群众打扫环境卫生,兴修水利等。当时军部设在公社里,首长问苏书记:该给三班群众做些什么事情?苏书记说:“其他不用,就帮助我们东山群众开机耕路吧。”“行!”说完,首长派出2000多官兵,个个拿着铁锹,浩浩荡荡开进东山洋田。公社技术员在前面测量打木桩,官兵们紧跟其后拆篱笆,挖沟,筑基填土铺路,社员谁也不敢说不,更不用说动手阻拦了。半天功夫,一条贯穿东山洋田的机耕路坯就筑好了。部队走后,公社干部督促各生产队修好路面,就水到渠成了。

路修通了,各大队买拖拉机,社员们买自行车板车,运输瓷土、稻谷、地瓜、柴草、粪肥等方便多了,东山点粮食总产不减反而增加。“幸亏解放军帮我们修机耕路,解放劳力,幸亏苏书记出的点子!”社员们从内心里感谢苏昌培。如今,机耕路拓宽已浇筑成水泥路,大家每行走在这路上,自然会想起苏昌培,不时说起当年开路的一些趣事。

当时,很多地方不允许群众私人开荒种植,不允许大量养鸡鸭羊,认为养群鸭群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在三班,“雷声大雨点小”,广播里是拼命宣传禁止养群鸭群羊,而实际上处理很少。据说有一次,桥内有群众到公社向苏昌培报告有人养群鸭,苏昌培告诉工作组同志:了解一下,如果养鸭的是故意放进生产队田地吃秧苗的,叫他赔偿集体的损失;如果没有,就算了,社员养几只鸡鸭下蛋,才有钱换油盐,又可积肥料……所以在三班,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鸭,养群鸭的也不少,包括我们的队长也养群鸭。

苏昌培之所以在三班群众中口碑好,除了他有事业心,有眼光,抓大事,有韬略,讲究工作艺术方法外,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他关心群众温饱生活。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大集体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按人口分配粮食”的制度,群众生活水平不高。苏昌培在大会小会都讲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讲怎样提高生产队粮食亩产产量。对于一些生产队多分“自留地”,有人到外地打工赚钱,暗地里做生意等,他很少过问干涉,或者说是“睁一眼闭一眼”。

我在三班插队整整六年,耳闻目睹事实与看法是:苏昌培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灵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反对极左路线,统筹考虑,科学执行,关心群众生活,做到公私兼顾。当时,我们生产队(即三班大队21队)总是把山地分给社员种木薯地瓜,边远贫瘠稻田收上早稻后,分给社员种秋地瓜,晚稻收割完分给社员种马铃薯不少。社员们在“私分地”上精耕细作,多浇肥料,这样既增加社员的口粮,又肥了集体的田地。隔壁生产队有人到公社报告,苏昌培有时叫下队工作组人员来了解——我们当然一个口径说没有,有时连派人去了解也没有,有点“放任自由”。久而久之,隔壁生产队也学我们的样,私分起“自留地”了。

每年八月,晚稻秧插下,草薅一遍后农闲,三班不少群众外出砍木头,做泥水匠、木匠,劈竹篾,割松脂、做小工、打猎、捕鱼等,公社没有阻拦,许多生产队也不收其副业款(全年不务农在外搞副业赚钱的,生产队才收取一定数额的副业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收入困难问题。

尽管当时“一切以粮食为纲”“不许搞资本主义副业”,但苏昌培重视抓制瓷副业,所以三班南岭(即梅岭)瓷窑并没有熄火,在那里制瓷烧瓷的工人不少;各个生产队土碓舂瓷土日夜不停,每天拉瓷土到德化瓷厂和红旗瓷厂的板车超数百辆……特别是上寮生产队(即现在的中国茶具城),单土碓就有几十对,舂瓷土收入多,社员每日工分值2元多,比大学生或木匠铁匠师傅工资还高,让大家羡慕不已,姑娘尽往那里嫁……总之,生产队舂瓷土土碓成了集体的重要经济支柱。

苏昌培很重视支持公社集体企业,他亲自抓三班公社农械厂,其规模很大,有三四十人,分工很细:机修组,专门修拖拉机、汽车的;铁工组,专门打锄头、方锄、犁耙等农具的;电机组,专门修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打稻机等。我弟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是去三班公社农械厂电机组修电机。

所以,在苏昌培担任公社书记期间,三班地区粮食总产逐年提高,是德化的主要产粮区,群众经济收入还可以,温饱还是有保证的,总体生活水准在德化算中上。当时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时,永春湖洋、介福不少群众来三班集市买粮,苏昌培没有禁止。当时湖洋有人来三班“偷卖”面线或换大米地瓜干,被市管人员抓住,叫到公社教育,苏昌培轻描淡写说几句,然后放他们回去,没有没收他们的东西。最感动的苏昌培发现市管人员抓住来买粮食或贩卖面线的的湖洋人,正是文革批斗过他的人,苏昌培并没有因此采用没收罚款报复手段,而是教育他们回去好好参加生产劳动,然后自己掏腰包安排他们在公社食堂吃饭,让他们无比赧颜。

相处的日子

苏昌培一直心系家乡事业发展,图为苏昌培参加“世永联”二届首次董事会。

那时尽管我白天拼命劳动,晚上义务教夜校,以后当民办教师,为大队文宣队写开幕词、小戏、相声等,可是招生招工却没有我的份。原因是家父少年丧父,家贫如洗,以后靠边种田边跑行商(徒步从福州挑回针线、纽扣、肥皂、面巾等日用品卖给德化三角街店铺,赚一点差价),赎回20多担无脚租,让两个弟弟读书(以后都是德化一中教师),自己成了家,被乡里人看成是奋斗典范。时值抗战,家父被推为甲长、三高乡农会主席(实是带领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减租减息)等。任职两年多,看社会腐败,便辞职仍去亦农亦商。一解放,家父即向人民政府登记这段历史,政府给他下“该同志系一般政历问题”结论。建国后,家父摆摊子,公私合营,以后成了供销社营业员,两个哥哥上了大学,生活蒸蒸日上。

1973年10月,我写了一篇2700多字反映知青的散文被编入福建人民出版社《沃土壮苗》小说散文集,故参加1974年招生推荐。可是命运不佳,政审时招生人员写错家父名字,将德化大土匪林青良军医郑某某的档案栽在我头上,推荐没有通过。我知道内情,写信给省地区招生办和知青办,县招生组不但不予纠正,还认为我“不安心扎根农村”“读书动机不纯”,不予录取。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次招生没去成,却引起公社领导和县文化馆有关人员的注意。9月6日,县宣传组给我寄来一封信,要我去文化馆参加县文艺创作活动,可是学区校长以教学忙不同意我去。隔了两天,校长又通知我去。到了文化馆,陈志泽(当时下放到德化。后来任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才告诉我,是他打电话给苏书记,苏书记批评学区校长,我才能参加的——苏书记批评校长说什么话?陈志泽没有告诉我。从9月9——27日,我在县招待所“闭门造车”,写了一个相声和两个小戏剧本,以后听说在《晋江文艺》里发表,这真的要感谢苏书记。

11月的一天,我带学生到天马山秋游(远足)。参观公社柑橘园时,一个我不认识四十岁左右的人喊我,说三班中学准备在天马山增设分校,培养种植柑橘技术人才;前天几个干部陪苏昌培书记来这里定点,说到你,要调你来分校当老师。我大吃一惊,说:“你可能弄错了,不是我,是别人吧!”那人坚持说:“是你,没有错!苏昌培书记点头同意的。”我说:“不可能,苏书记不认识我,我只有初中学历,怎么能教中学?” “信不信由你……” 那个人硬往我口袋里塞几个柑橘说。

过后了解,真有这回事!那天三班大队大队长颜清河陪苏昌培在天马山公社柑橘园勘定分校校址,谈到师资问题时,颜清河推荐说:梦如人踏实,有才学,他是一次看文宣队彩排,看一个相声演得很好,问谁写的,团支书郑明告诉他是梦如写的。苏昌培说:“是从永春回来上山下乡那户?”颜清河说是。“我听吴双任(三班公社革委会主任)说过,前两个月县文化馆还调他去搞创作……他会写文章,今年招生,要不是县招生组把他的档案搞错了,他已经是大学生了。”颜清河说:梦如是个人才,就是他出身有些问题。苏昌培问什么问题。颜清河说:他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亲在抗战时期当过两年多的乡农会主席和甲长,他二叔是四类分子等。苏昌培说:“小土地出租者,还是团结对象;农会是农村群众组织,不是政治组织;甲长管十户左右,是国民党政府最底层的任职,况且抗战系国共合作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任职性质是不一样的。”颜清河说是的。苏昌培问:“梦如的父亲现在干什么?其儿女?”颜清河说:他父亲在永春供销社工作,两个大的儿子是大学生,大儿在无锡机床厂工作,二儿1963年读厦门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前几年毕业分配在江苏南通。(未完待续)

作者:郑梦如  供图:林联勇 颜尧民

责任编辑:蒲远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