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郑仕照在龙山村龙潜堂前

郑仕照（1921－2015），1921年3月21日（农历）出生于马来亚柔佛州龙引小镇，一周岁时随父母回到家乡湖洋镇龙山村。1930年与家人一同下南洋，与早年下南洋的父亲在马来亚柔佛州龙引团聚。

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2月15日，整个马来亚就沦陷了。告别新婚妻子，郑仕照毅然走下讲台，投奔抗日军，从此开启了他的烽火人生。

1948年8月，郑仕照启程回国。回到永春后，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2015年，95岁高龄的郑仕照病逝。同年，由郑仕照口述、郑国宝执笔的《烽火南洋——抗日老兵话当年》一书出版。为重现当年南洋的抗日烽火，本报从该书节选刊发部分文图，以飨读者。为版面故，文字稍有删改。

惆怅 无从下手

生活里所没有做过也没有经历过的事。俗语说：“万事开头难。”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亚荅屋外一片沉寂，只有那海风吹过树林沙沙的响声，拂过芦苇的哨子声般“吱吱”的响声，夜间野兽经过时的几声狗吠和虫儿的鸣叫声。烟叶散发出男人们喜欢的辛辣味弥漫着山芭。

一个人独自惆怅的夜晚，我索性起身坐在孤灯下看看书报，这也许是读书人解脱压抑的一种方法。我翻阅着昨天从文律（位于柔佛州本珍县）中队部带回来的几张油印小报《打日本报》和几本油印小册子。当时我看到桌上有一叠旧报纸——《打日本报》《群众报》和几本油印小册子，以及毛泽东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我就向党代表要了带回来，这也许就是读书人特有的对书或报纸的敏感和兴趣。

《打日本报》中引用毛泽东“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论述，我琢磨着这两个“只有”时，幡然领悟到，要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伍，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是重要的途径。联想起自己到新加兰百里加西华人小学教书的经历，一是告诉周围的华人，这里开始创办华人小学了，动员华人子弟来学校读书；二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爱国侨领，才能把学校办好。这么一想，焦虑、惆怅被习习的海风吹散了，我心里豁然开朗，紧锁的眉头悄然舒展开了。

难忘 瑶叔来助

第二天，我和烈火叔（永春人，郑仕照的族叔）到烟叶地干活，采摘烟叶梢。一般烟叶生长到18叶片后，要把烟叶苗的尾梢摘掉，让它停止长高，确保叶片有足够的水分、养分，这样叶片肥厚、产量高、质量好。干这活儿不觉得很累，我们边干活，边聊天。“他是我的第一个基本群众，应把他当第一点火星燃烧起来。我应该说服他帮助我联系群众、动员群众，争取多一些群众参加游击队。”我心里一直琢磨着，并在聊天时有意无意地说出我的想法。

烈火叔对我说：“我带你去找我们老家龙山村的郑瑶（字作琼），你应称他瑶叔，同样住在眼冬港山顶种烟。在老家的时候，乡村为抗击土匪骚扰抢掠，保卫自己的乡村，他曾经组织过乡村自卫队，懂得怎样组织，懂得使用枪支，懂得怎样与土匪周旋对抗。这个人头脑聪明点子多，现在是‘抗日会’的基本群众，积极支持抗日军，对这一带的人和环境都很熟悉。他肯定能帮助你拉起一支队伍。他家距离这里2英里多，我明天带你去找他。”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地跟着烈火叔去找瑶叔。

瑶叔三十来岁，高个子，粗壮的手臂，宽大的肩膀，壮实的腰杆，是个干活的能手。他也是因为家乡田地极少，又加上匪患，被迫跟水客下南洋谋生。种烟叶比当胶工挣的钱多，又自由，他选择了种烟叶。自己一个人在山芭里，砍树，开荒种烟叶。卖了烟叶，积蓄点钱，就回龙山老家一趟，然后又返回南洋重新开垦荒芭。据烟农说，新开垦的荒芭第一年种烟叶产量特别高，质量也好。第二年再种就不及了。生活似乎就是孤守偏僻的山芭，一锄一锄挖出来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老家的海路断绝了，也无法寄钱回家。他思念家乡，惦念亲人，担忧国内家人日子难熬。他痛恨日本鬼子，盼望战争早日结束，海路恢复畅通，能常回家看看父母亲和老婆孩子。

烈火叔带我去见他时，他很高兴，也很健谈。虽然是我的叔辈，但在抗日的话题上，我们很快就聊到一起了，尤其是组织一支抗日队伍，他爽快地答应，并且让我暂时住在他的亚峇屋里。

我那时候只有二十来岁，什么都不懂，不懂得组织队伍，不懂得使用枪支，更不懂得打仗，只凭着一股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和抗日的热情。

他带着我走家串户，拉家常，聊乡情，秘密地联系龙引一带的基本群众，如连叔、醋叔……还有一些群众虽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面容却永远铭记在脑海中。

愤怒 同仇敌忾

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武装抗日成为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自觉行动。

有一户诏安人，人们叫他吴老伯，在吴姓家族中他是长辈，读过几年私塾，他整天“三从四德”“二十四孝”“三善道三恶道”不离嘴，儿子媳妇都很遵从他。

日本鬼子打来了，乡亲都往乡下、港顶内跑，有人劝他要躲一躲。他说：“日本兵是与英军打仗的，关乎我们老百姓什么事。”乡亲们说：“日本鬼子烧、杀、抢，糟蹋妇女，无恶不作。”他说：“我没见着，我不信。日本人也讲‘人道’、‘信义’，我们善良一辈子，他凭什么要杀我们。”乡亲们无奈并愤懑地对他说：“大伙们都走了，剩下你一家，出了事后悔可就晚了！”这个执拗顽固的老伯颤抖着花白的胡子道：“我后悔……我情愿，你管得着吗？”

儿媳妇挺着怀孕的身子哀求丈夫说：“乡亲们走了，我们也逃命吧，我挺害怕的。”儿子却不敢违抗父亲的决定。

小镇上的人跑出去的第二天，鬼子像一股恶风卷进村子，立刻把整个小街道翻了个儿，变了个样。那些没跑的人，一看苗头不对，都知道糟了，赶紧龟缩在家里，并用木头、大石块死死顶住门，全家人胆战心惊地挤在一起。

吴老伯家也是如此，吩咐儿子赶快用木头顶住门。这样过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他才叫媳妇回到自己的房间，吩咐儿子到外面看看风声。

他儿子刚出门，就遇上鬼子，二话没说，就被两个日本兵拳打脚踢地架走了，另外三四个鬼子兵闯进屋子里来。

鬼子一个个头上戴着钢盔，瞪着大牛眼，凶狠地满屋搜寻，接着就动手，用枪把子捣破锅，几脚踢碎陈旧的柜门，把衣服往外扒，一番翻箱倒柜后，没有发现一点他们要的东西。

吴老伯跪在地上磕头哀求，鬼子们看着这老头子，嘿嘿冷笑几声，抬起带钉子的翻毛皮靴，狠狠踢了他一顿。

突然，媳妇房间传出尖厉凄惨的嘶叫声，吴老伯慌忙地向里扑去，但被鬼子一枪托打倒。他又爬起来，疯狂地奔去，又被打倒，身上挨了一刀，他再也爬不起来了。他绝望地躺在血泊里，搐动着受重伤的衰弱身体。

屋里尖厉的嘶叫声渐渐变成沙哑而痛苦的呻吟，后来连气息也没有了……

三四个鬼子边走边扎裤腰带，狰狞地大笑着从房间里走出来，一双双大皮靴都沾着血浆，随着皮靴的咯嚓咯嚓声，到处都留下了血的足迹。

一个年轻的女人，连同她肚子里无辜的胎儿，一起葬送在日寇兽性糟蹋和血腥的屠杀中。

吴老伯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整天沉溺在后悔中，身上又挨了鬼子兵一刀，原本还算硬朗的身体一时也垮了。他听说港顶有打日本鬼子的队伍，硬撑着衰弱的身子，带着那天没有听从自己的话，跟随乡亲们往乡下跑的老二，找到我们，要让二儿子阿肥参加抗日军打日本鬼子。执拗顽固的吴老伯通过血的教训，终于觉醒了，看清了日本鬼子狰狞的凶相，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一再嘱咐老二“要狠狠地打击日本鬼子，替你哥哥嫂嫂报仇”。

乡亲连叔的儿子郑谭，二十岁，个子高大粗壮，个性刚硬好强，有股牛脾气，想做的事总是义无反顾地做到底，跟伙伴聊天却不缺乏幽默，乡亲喊他“风神谭”，他也乐呵呵地默认了。

郑谭的父亲十多岁就跟乡亲们下南洋，凭自己的力气开垦几格椰子园。他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比母亲高出一个头，又很粗壮帅气，乡亲们当着母亲的面前夸奖他，他母亲笑逐颜开。

那一年，怕被抓壮丁，他离开母亲下南洋，去寻找他父亲。

在龙引飞八港，父子俩耕耘着自己开垦的“几格”椰子园。

年仅十四岁的他，跟着父亲起早摸黑一心扑在椰子园里，劈草、采椰子、制椰子干，用他那幼嫩的肩膀扛起成年人一样的重担。十九岁那年，他和一位仙游籍的华侨的养女结婚，媳妇叫春花。

他婚后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媳妇在家里做饭洗衣，夫唱妇随，一家人日子过得挺温馨的。他也常常惦念着老家的母亲，隔二三个月就会托乡亲写张“侨批”（信），寄些钱回老家，赡养母亲。

刚过上几天安宁和平的日子，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就蹂躏了马来亚的土地和人民。耳闻目睹着这帮惨无人性的强盗在这块土地上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成千上万的同胞被杀害的罪行，作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义愤填膺，愤怒的火焰在心里熊熊燃烧，他咬牙切齿地说：“狗日的，我一定要为同胞，为乡亲们报仇，杀尽这帮狗强盗。”他截然决定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扛起枪打日本鬼子。

有老乡劝他说：“你结婚了，有了家庭，你父亲常年劳累，疾病缠身，老家还有个母亲需要你赡养，是一家的顶梁柱，不用到山芭里参加抗日军，日本鬼子进村我们就躲一躲，或参加抗日会。”但他态度很坚决，义无反顾地坚持要进山参加抗日军。

宗亲荳叔（郑作远）的儿子郑亚天（天掠），刚满16岁，长得高高瘦瘦，却挺结实，性格爽直刚毅。五岁时随父母下南洋，侨居在龙引小镇，育群小学毕业后，初中读了一年，日寇入侵马来亚时辍学，也毅然参加抗日军。

年龄最小的是傅武克，只有十五岁，永春人，居住在淡薄港顶堂兄傅振忠（侨领、任职小学校长）住处，后来到龙引其姐夫家。当时部队考虑到他年纪还小，不同意他入伍。傅武克却不服气，挺着胸昂着头，走到我面前，理直气壮地说：“你刚才不是说过吗，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少，我已经十五岁了，能扛枪打鬼子了，我就是要参加抗日军。”虽然像大人的口气，但难掩幼稚的孩子脾气，他吵吵嚷嚷着要参加抗日军，最后只得答应他了。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个头粗壮，国字形的脸庞，长满络腮胡子。在与他谈话中，我们得知他也是老家永春湖洋溪西村人，单身一人来马来亚打工，在麻坡一带橡胶园干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路断绝，橡胶卖不出去，胶工随之失业了，只能到处游荡。当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抗日游击队，他粗声粗气地说：“打日本鬼子痛快。”他每说一句话都带上闽南人骂人的粗话，如同《水浒传》中的李逵，别人叫他“鲁莽秋菊”。

当过老师的我，从不敢说过一句骂人的粗话，乍一听满口的粗话，顿时觉得挺别扭的，也意识到了要带好这支队伍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用心 治军有方

巴顿将军平日治军严明，有人说他粗俗得像个密苏里州的“赶骡汉”。巴顿回答是：“不粗俗，不野蛮，就没法指挥军队。战争是杀人的活儿，斯斯文文玩不起。美国兵缺乏狂热，只有一遍一遍骂他们是狗娘养的，才能激发他们的战斗力。”

巴顿将军的凶悍勇猛使他获得了一个享誉世界的绰号——血胆将军。

巴顿将军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应该从一个文质彬彬的小知识分子角色尽快转换为密苏里州“赶骡汉”的角色，才能领导好一支队伍。在不可能改变别人的情况下，只有改变自己中国小知识分子唯唯诺诺的形象，才能带兵与敌人作战。

后来，在训练中，我与战士们一起跑步，一起摸爬滚打，生活中战士们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睡同样的竹枝床（用山竹子编成的），行军、作战更是如此。除此之外，与战士们零距离的聊天中，我时不时也会带上一两句粗话。

根据战士不同的性格，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并充分发挥每个战士的优点。

郑秋菊虽然鲁莽，但他熟悉武器，枪法又准，胆子大，就任命他为第一小队长（后来当突击小队长）。训练时让他当教官。遇到疲疲沓沓的战士，或训练不认真的，或是谁惹怒了他，他就怒目睁眼，粗话连天。有时，他甚至对领导也敢顶撞。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避开他的锋芒，过后再心平气和地批评教育他。

从新加兰来的郑基，三十岁人，他是永春湖洋美莲村人，个子高挑。以前，他开一间杂货铺，卖些简单杂货，也加工面条卖，日子过的还可以。抗日战争爆发了，他积极参加后援会活动，和许多的侨胞一样踊跃为自己的祖国捐资。由于奸细告密，遭到日本鬼子搜捕，虽然幸运逃脱，但还得东跑西躲，得知龙引一带有抗日游击队，就来参加。他口齿伶俐性格平和，懂得算账，就让他管理后勤。

与郑基一起来参加游击队的刘税，三十多岁，永春湖洋桃源村人。因为他耳朵有点聋，对他说话必须提高嗓门喊，大伙们都叫他“木甲税”，马来语“木甲”就是耳聋。虽然他个头矮小，瘦瘦的，却很有力气，动作敏捷。他还没结婚，也没有读过书，原来居住在麻垅。由于他耳聋，说起话来恐怕别人听不到，总是很大声的，像吵架一样，我就任命他为副班长，机枪手。打机枪声音再大再密集，对他也不会影响，可谓“人尽其才”。

群众动员起来了，游击队人员也不断得到了扩充。群众把捡到的英军撤退时丢下的枪支弹药，主动送来游击队。还有一部分枪支是中队发下的补给。每个战士都有了枪，队伍还装备一挺轻机枪，因此我们这支队伍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强的。

烽火南洋封面插图

郑仕照/口述  郑国宝/执笔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