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国革命 保卫家乡
1948年8月，郑仕照启程回中国；9月，回到祖籍地永春。在永春，他与郑亚天、郑新华、郑山斗、郑既明等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解放永春城
1949年7月中旬，我接到游击大队的命令，准备解放永春县城，我立即派联络员郑木相通知东平冷水游击队。
我和郑亚天带领龙山民兵20多人，冷水黄慈西、汤亚明带领民兵10多人，汇合刘炯光的分队，近50人。我们连夜赶到永春大羽山顶埋伏起来，配合游击大队，准备解放永春县城。一直埋伏到下半夜，接到大队通知，计划改变了，指示我们撤回湖洋。
8月20日，闽粤边纵队第八支队24连，在张永年率领下解放了南安诗山。同时敌进驻南安县城的军警起义。敌陈维金部获悉福州解放了，害怕后路被断，遂于22日匆忙撤离永春，逃往泉州。
1949年8月23日晨，张连命令石益、王浩带领游击队，方庆实带县工作团，第三次解放永春县城。
接到游击大队的命令，我率领龙山民兵、冷水民兵40多人赶到永春县城，配合游击大队再次解放永春县城，并与游击大队胜利会师。
永春县城解放后，奉游击大队命令，我们龙山民兵和湖洋游击队进驻桃东东岳庙，东平游击队进驻东岳街六甲二大厝。
9月，中共永春县委成立，方庆实任书记，张连任县长。9月中旬，与南下干部会师后，县委县政府人员作了调整，刘岗任中共永春县委副书记，张连任县人民政府县长，时进路任副县长。
南下解放大军于8月17日解放福州，接着驱军南下，解放厦门。为了支援南下解放军，我们组织了支前供粮工作队。我带领民兵和群众骨干，发动群众，出色地完成支前供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大军解放厦门。
永春解放不久，1949年10月，我奉命到泉州地委党校接受短期政策培训。一个月后回到永春，组织上任命我担任第三区副区长，区公所设在蓬壶壶中，上级没有任命正区长，由我主持区政府工作。当时第三区辖蓬壶、达埔、苏坑、呈祥、吾峰等五个乡镇，人口约占全县的四分之一。
虽然永春全境解放了，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勾结土匪的反动势力，非常猖獗，时常袭击区公所，抢劫、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刚成立的人民政权。10月25日，“东南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副司令刘子宽带领匪徒袭击湖洋区公所，杀害了干部唐顺芝。11月14日，永春县开往泉州支前的粮食船五艘，在东关鱼目隘遭匪徒劫持，护送运粮船只的5名干部战士牺牲。“东南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政工处长林道德同德化匪首林荣春率匪徒袭击永春第二区公所桂洋办事处，杀害区干部3人。
1949年11月24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支前等四大任务，并强调以肃匪反霸为中心。
形势非常严峻，我深深地懂得，必须尽快发动群众，建立民兵武装组织，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反动势力。
蓬壶南幢与八乡为邻，八乡是山区，地处偏僻，有土匪出没，经常发生抢劫乡民的事件。考虑到南幢乡曾是安南永德苏区，革命战争时期（1932年－1933年），林多奉（中共永春特区书记）在永春蓬壶、达埔、锦斗等地发动群众配合红二支队开展锄奸、打霸、减租等活动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为加强治安，我在南幢乡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民兵队伍。他们积极围剿八乡的土匪，最终把土匪剿灭了，成为蓬壶区一支出色的民兵队伍。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郑仕照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勋章
保卫林一心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春节（1950年春节），时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第一任）林一心回家乡永春蓬壶区西昌村看望父母。那时，我主持蓬壶区（永春第三区）政府工作。首长回家乡探亲，保护首长的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林一心生于1912年，1930年夏初中毕业后前往上海，在上海中共中央所属秘密印刷厂当排字工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与任培星（任弼时的妹妹）结婚。1935年任上海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和国难教育社大场区党的负责人。1938年任中共浙江金华县委书记。1939年7月当选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4年1月进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担任中央党校一部秘书科长。1945年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黑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厦门市委书记。
从1930年初中毕业后前往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林一心已经二十年没有回家了，他的老家是永春县蓬壶西昌，父亲林皇租是个种地的农民，善良俭朴，当年已经73岁了，中等身材，脸上布满了梯田一样的皱纹。母亲章汕，是个勤劳俭朴的农村妇女，已经69岁了，也近古稀之年。林一心小时候叫林多王，有个哥哥林多贺。他是个孝子，他虽然在中国最北边——黑河，却日夜思念着南方家乡的父母。
家乡解放了，组织调他到厦门任厦门市委书记，夫妇俩就趁春节请假回老家看望父母，并带一个警卫班13人。林一心故居西昌村福联堂与西昌小学相邻。
那时候，永春全境刚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灭亡。“残存在永春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在台湾敌特操纵下，大肆组织反革命武装暴动，公开打出反攻复辟旗号，匪特的人数，武器的精良是近百年前所未见的，永春成为我省匪患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敌我斗争形势非常复杂。“1949年10月永春公安局警卫队长林邦居叛变为匪，纠集武装土匪二十多人，活动于蓬壶马跳、八乡、呈祥。1949年11月间，匪徒林明同纠集29个人，号称‘反共救国军’，经常出没在锦斗一带，非常猖獗。”
林一心的故居——福联堂为土、木、瓦结构，二进，屋子面积不大，若有敌情，易攻难守。林一心的哥哥在蓬壶三角街经营一间布店，街上环境也很复杂。
为了首长的安全，我建议他晚上住宿在汤头城炮楼（大兴楼）。炮楼建于乾隆年间，是当年蓬壶人王大兴在北京城当县令时建的。据说三十年代修公路时，人们将大兴土楼四周楼墙的石料拆去造拱桥，只留下大兴土楼旁的炮楼。炮楼建筑严实坚固，四周都是开阔地，视野宽阔，土匪难以靠近，有利于警卫。当时蓬壶区公所所在地——典当厝（三角街后面毓斌中学，现在的三中），炮楼与区公所间有一条小路相通，相距大约四、五百米，山顶是毓斌中学，夜间可以布置民兵放哨，发现敌情互相照应。林一心同意我的建议，晚上就住宿在炮楼里。
他回家乡期间，我一直跟随他，晚上一起住宿在三角街后的炮楼。炮楼的保卫工作由首长的警卫班警卫，外围保卫工作由永春县公安大队蓬壶区干队和民兵负责，我们在周围布置民兵站岗放哨。
林一心首长平易近人，当他得知我是永春湖洋仙溪人时，就与我聊开了家常：
“我到莆田哲理中学读书时，湖洋仙溪有许多的同学，郑既明、郑华竹（华旭）、郑华纷、郑国堂，还一个女同学郑智恋。”
“从蓬壶到莆田哲理中学读书，早上我母亲要早早起来做饭，并用干饭揉成一团做干粮带到路上吃，当时家里很穷，一双布鞋都舍不得穿，我们都是穿着草鞋，临近学校了将草鞋藏起来，换上布鞋。我们是沿着永安至仙游的古道走的。第一天从蓬壶走到湖洋，晚上住在同学郑华竹家里。记得他的家是在进入仙溪的鼎仙岩山脚下，永春通往仙游的古石道旁，厝名虎山兜。郑华竹的父亲郑德路是个茶农，种茶、制茶很有名气，他制作的佛手、水仙茶叶畅销东南亚国家。我们在他家里，两位老人很热情。第二天我们再从湖洋沿着千年古道翻过白鸽岭走到仙游，然后再到莆田哲理中学。”
“我和华竹同学1930年初中毕业后一同前往上海，在中共中央所属地秘密印刷厂当排字工人，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几个同学和上海学生上街参加反帝、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郑华竹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被关押在法租界。消息传到家里，他的父亲心里非常着急，就赶到上海法租界，花了不少白银才把华竹从监狱保释出来，带回老家，就读永春乡村师范。后来他得了肺结核过早离开了人世。”首长与我谈起同学郑华竹的时候，难掩那份同学间的深厚感情。
林一心首长1950年春节回家乡看望父母期间，由于我们作了周密细致的警卫工作，土匪不敢轻举妄动。他与父母团聚后，安全返回厦门。
前排中间着黑中山装站立者为郑仕照
剿匪护政权
1950年2月至1951年7月是土匪最疯狂的时期。
1950年2月26日，匪首康明深率匪徒300多人，在玉斗、坑仔口进行反革命暴动，占领玉坑乡办事处，抓走永春二区武委主任、农会主席、公安局侦察员等革命干部12人，分别于28、29日深夜活埋在洋头村山上，夺走了枪支167支，电话机一架。他们在坑仔口召开保甲长及地方恶棍会议，推荐国民党乡长，摊派谷子四百多担，并抓走两名学生。康明深还经常带领30多匪徒出没于永春第一、二、三区。
当时永春县公安局警备大队设立4个中队、6个区干队，我调到三区（蓬壶）任副区长后，龙山村民兵游击队骨干郑启穗、郑天炳、郑金洗、郑木相、郑天镇（后来调到县公安局任大队长）等同志也调到三区区干队，与区干队的其他同志一起，在剿匪、反霸的斗争中英勇战斗。
1950年3月，区干队会同民兵捕获刘匪纵队独立团副团长范学。
1950年4月，林邦居、郭明焜、范奕贤等9个土匪携带短枪窜入蓬壶八乡、南幢一带，我带领区干队和南幢民兵多次围剿，并对匪徒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到了月底，匪徒有的被击毙，有的向政府自首，我们终于剿灭了这股土匪。
5月，达埔达山民兵配合县警备大队和区干队，击毙匪徒林金兴，抓获林寿。
为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永春人民能安居乐业，区干队和民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冬，县政府布置土改，蓬壶区以南幢乡为三区土改试点。
我带领区政府几个同志深入到南幢乡开展农村民主自治政权建设试点工作。我们召开群众大会，许多人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豪绅欺压人民的罪行。人民群众认识到，要过好日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团结起来闹革命，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才能摆脱贫困和受凌辱的悲惨生活。我们用群众熟悉的实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既能听得懂，而且效果又好。各村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废除国民党的保甲制度，成立村人民政权，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
我深深体会到，群众一旦觉悟起来，就会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熊熊的革命之火在每个穷苦的老百姓心中燃烧着。蓬壶区所管辖的呈祥乡有个小村落，到呈祥乡要走十多公里路。当呈祥乡开群众会时，这个小村落的群众就走了十多公里路去参加开会，开完会就打着火把，翻山越岭，走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回到家已经天亮了。
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民兵，各村很快建立了民兵组织，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自觉地站岗放哨，捍卫、巩固人民政权。一听说要上山围剿土匪，人们都自告奋勇，奋不顾身，自带干粮上山围剿土匪。
民兵除了剿匪，还带头发展生产和支援国家建设。
1951年1月，组织调我到省委党校在闽侯甘蔗镇学习时事政治。一个月后，突然宣布闽西南地下党组织的头头陈华叛党，决定对闽西南地下党的所有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刚开始，把我们这批同志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形势非常严峻。后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大白，陈华叛党是个人行为，与闽西南地下党无关。后来省委书记张鼎丞到党校作报告，并指示党校工作人员要转变思想态度，对闽西南地下党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要以“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整风。
通过八个月的审查、学习，省委组织我们到三明地区学习土地改革两期和“土整”一期。1951年8月，“土整”结束回福州，我们住在闽江旅社，又到省委党校学习一个月。后来，我被分配到晋江地委党校协办党建工作。经过短期培训发展，我在党校发展了2个同志入党，为候补党员。
随后，我被分配到泉州市建筑工会工作，筹备市建筑工会。我成为泉州市第一届建筑工会主席。1953年组织分配我到市搬运公司，任党总支书记。1954年组织上调我到市委任秘书工作，同年底任泉州市4582工程工地市委民工大队副队长，大队长是当时的副市长。工地工程结束后，我被派到市临江区任副区长。1955年1月，我被调到省公安厅五处工作，开始新的“战斗”征程。
1976年，郑仕照（前左）与郑亚天（后左）、颜应中（后中）、吴树杞（后右）、傅武克（前右）在集美合影
郑仕照／口述 郑国宝／执笔 供图